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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关于2010年以后出生的一代人（即“α世代”）的研究正在兴起。“α世代”是人工智能的原住民、是人类生育率拐点的一代，也是亲历大国实力更替的一代。根据“代际价值观转变理论”，技术对人口赋能的效率差异会作用于国家兴衰的进程，因此对“α世代”演进进行比较研究具有启发意义，也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理解“百年变局”。
从技术赋能上看，各国“α世代”的智能科技赋能水平是不均衡的
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国家，“α世代”必能更多享受人工智能带来的科技赋能与成长红利，进而形成数字技术普及度差异下的各国“智能鸿沟”。在Sora、ChatGPT等大语言模型已在科技领先国家广泛使用时，非洲、拉美等地不少国家的人口仍还只能用2G网络打电话、发短信，甚至处于前工业时代的“失联”状态。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2021年报告显示，有88个发展中经济体在智能科技革命的先进制造业创新中几乎毫无作为，而有十个经济体掌握着90%的专利和70%的出口。国际电信联盟2023年发布报告，欧美国家高达90%以上的人使用互联网，亚太地区约有2/3，非洲则仅有37%。全球各国智能科技的不均衡发展，导致各国“α世代”成长进程加速度式地拉大了“智能鸿沟”。科技发达国家当前的1岁—14岁孩子从小就在智能化学习中提升数字素养，而“全球南方”尤其是像加沙地区、南苏丹、孟加拉等欠发达国家贫困与战乱地区的孩子们还处在生死存亡、饥寒交迫中。
科技赋能对于发达国家而言，也未必完全是好事。正如《未来简史》一书所言，那些嵌入智能时代的国家，“α世代”同样面临着来自数据主义的威胁。“所有生物都演化为算法，而生命被数据所处理”、“无意识但具备高度智能的算法，可能很快会比人类更了解人类自己”，越享受人工智能时代带来的便捷与高效，越有可能将手中原本由人类自身掌握的主导权力交给了数据主义产生的外部算法。由此看来，“智能鸿沟”不止拉大了“α 世代”的成长差异，更衍生出一系列全球性的问题，进而冲击各国政治经济的稳定性、文化和财富的均衡性、网络信息资产的安全性，加剧数字治理进程的艰难性。
从人口结构上看，“α世代”人口分布将助推“西衰南盛”的进程
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国家，生育率有可能就越低。由于个性化教育、避孕药物的普及、性别意识多元化、智能产品的生活替代等诸多后现代主义变量的冲击，人口分布越来越呈现“西衰南盛”的进程。2010年以来，大多数人口增长都来自于“全球南方”国家，尤其是非洲和亚洲。根据联合国发布的《世界人口展望2022》显示，2023—2100年主要国家总人口占全球比例中，最明显的变化来自于欧洲和非洲。欧洲总人口占全球比例从9.3%下降到5.8%，非洲总人口则从18%大幅上升到38%。德国、日本、英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荷兰等大多数发达经济体人口增长陷入停滞，甚至是负增长的状态。“α 世代”成年后，这种“西衰南盛”的进程仍将进一步深化。研究显示，到2050年，印度人口还将增长3亿，达到约17亿；尼日利亚人口则由2022年2.1亿增长近一倍达到4.1亿。埃塞俄比亚、刚果民主共和国、孟加拉国的人口都将激增至2亿左右。巴基斯坦人口则会超过3亿。人口激增会带来劳动力增长，同时也将面临着就业压力与社会动荡的风险。
由于移民等因素，美国、加拿大等少数发达国家仍将出现人口数量的涨幅，但种族矛盾、贫富差距、族群结构等因素将深度困扰着北美这两个发达国家的发展。2022年的数据研究显示，2010年后出生的“α世代”以少数族裔为主，其中黑人人口比重保持在13%左右，而拉丁裔、亚裔和混血人口分别增至19%、6.3%和3%以上，这导致在本世纪40年代美国不可避免地成为少数族裔超过白人的另一种人口结构的国家。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生前最后一部著作《我们是谁》中所担心的国家认同危机终将一语成谶，因种族差异出现的“美国内战”预言概率也将极大地提升。
从大国格局上看，“α世代”面临着全球竞争两极化特征
与前几个世代不同的是，“α世代”成长进程将面临着大国追赶、竞争甚至地位更替的“百年变局”。据《2023年全球智能硬件行业技术竞争格局》报告显示，全球智能硬件第一大技术来源国为美国，硬件专利申请量占全球智能硬件专利总申请量的37.23%；其次是中国，占全球智能硬件专利总申请量的28.66%，排在第三、四位的日本、韩国都占不到10%。中美两国智能硬件总和占世界的2/3。这样的特征同样适用于两国的其他指标，2023年，中美两国GDP占全球比重的45%左右；两国军费开支占全球比重的55%左右；两国工业生产总值占全球的58%左右；等等。
不过，两国实力并没有因相互接近和依存而呈现出平等互助、合作尊重的应有状态。美国自2018年首次将中国定义为唯一战略竞争对手以来，在政治、军事、贸易、科技、人权及涉藏、涉疆、台湾等诸多问题上加大对中国的遏制力度，进而让越来越多人担忧在未来10—20年美国对中国发动的新冷战不断加剧，进而导致中美“半脱钩”和“平行世界化”、世界陷入新一轮的危机与动荡的窘境。对于各国“α世代”而言，在跨境求学、国际工作、意识形态、技术使用、工具品牌、日常生活方面都有可能面临着越来越多中美两国之间“选边站”的难题。
剖析“α世代”的技术赋能、人口结构和大国格局的动态演化历程，具有国家发展与战略研判的重大价值。“α世代”未来所面临的经济、社会、科技、政治演进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远超过从前。研究“α 世代”的变迁在中国学术界才刚刚开始，继续推进深入研究“α世代”，细化未来国家演进的人口、人力、人才追踪，对国家崛起、民族复兴都具有相当重要的指导意义。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院长）
西方政治文化研究的代表人物、美国学者英格尔哈特提出“代际价值观转变理论”，此理论认为在全球化背景下，代际的断裂与分化是常见的现代化形式。技术对人口赋能的效率差异，会导致不同地区人群的不同成长速度，进而反作用于各个地区的人口结构演变，也作用于国家兴衰的进程。 （明仁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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