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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维经斯基是共产国际派来中国的第一位使者。他曾5次访问中国，其中首次来华从1920年4月至1921年1月，长达10个月；在上海，维经斯基积极参与社会活动，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见证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组织。如今，维经斯基在上海的活动空间大多已是鲜为人知，但其旧迹应成为承载建党伟业的珍贵文化遗产。
维经斯基（1893—1953），曾用名吴廷康，出生于俄国维捷布斯克州，早年因家境贫寒而赴美谋生。1917年十月革命爆发后，他于次年从美国回俄，加入布尔什维克党。维经斯基擅长英语、德语，尽管只是个年轻人，却已有了较为丰富的革命工作经验。
1920年3月，俄共（布）远东局在海参崴成立，这里成为苏俄政权与东亚各国联系的前哨。4月初，在共产国际指导下，远东局负责人维连斯基决定向中国派出以维经斯基为负责人的布尔什维克使团。其主要任务是在上海与中国、日本、朝鲜的先进分子建立联系，帮助建立共产党组织，设立“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
维经斯基的第一站来到北京。杨明斋曾告诉张国焘：维经斯基来华的目标就是寻找在上海的陈独秀。本来维经斯基计划直接去上海，但因不认识陈独秀，所以通过在北大任教的俄籍教师鲍立维先结识李大钊，再由李大钊介绍他们去上海寻找陈独秀。
电视剧《觉醒年代》中的维经斯基、李大钊、杨明斋
4月阳春的一天，维经斯基一行人抵达上海，入住东亚饭店。东亚饭店（今南京东路680号）在先施公司的六至七层，英文名Oriental Hotel，1917年开业，与理查饭店、汇中饭店、大东旅社合称“四大饭店”。一行人栖居南京路上，活动便捷，但不久维经斯基便搬到了熙华德路12号（今长治路177号）。
维经斯基到上海的公开身份是《上海俄文生活报》的记者和编辑。
《上海俄文生活报》报社是苏俄政府在中国和整个远东地区的重要据点。当时，苏俄红色政权刚刚建立，正遭受帝国主义列强的武装干涉。在苏俄未同中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和不能向中国合法派驻人员的情况下，布尔什维克派遣从事革命工作的人员前往中国，只能以记者或编辑的公开身份，《上海俄文生活报》报社就成了这些开拓革命活动人员的合法落脚点。
维经斯基此前的排字工人的经历，对适应《上海俄文生活报》记者和编辑这个新岗位也非常有帮助。维经斯基担任该报记者和编辑的时间为1920年4月到次年1月，报社也是他在上海时的主要办公地和寓所之一。不仅如此，这里也是维经斯基使团的主要活动场所。
《上海俄文生活报》报社地址为熙华德路12号。这幢3层洋楼，红砖坡顶，红漆的木质楼梯宽敞气派，每层层高足有4米。维经斯基的办公室在2楼。他到上海后活动频繁，据英国情报部门对生活报馆的分析：“最重要的人物据说是扎尔欣，他还与许多倾向于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年轻中国人有联系。”“《上海俄文生活报》报社起着上海的不满人士和常去这里的各种代理人的聚会场所和掩蔽处的作用。这里常有赤塔、北京、天津和广州的布尔什维克人员进出。在这些人中，最重要的人物是霍多罗夫和扎尔欣。”这个扎尔欣便是维经斯基，显然英国情报部门已侦知他与中国革命者之间的密切关系。
熙华德路12号（今虹口区长治路177号，作者供图）
1920年5月，维经斯基在熙华德路12号成立了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下设中国科、朝鲜科、日本科（或称三个支部）。这个东亚书记处便是共产国际在中国建立的第一个指导东方革命的机构，直接隶属于共产国际执委会，成为指导远东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中心。
东亚书记处的任务是：在学生组织中以及在中国沿海工业地区的工人组织中成立共产主义基层组织，在中国军队中开展共产主义宣传，对中国工会建设施加影响，在中国组织出版工作。其中国科负责人是陈独秀，其工作机制便是以维经斯基与陈独秀为中心的建立中国共产党组织的一系列活动。
1920年5月的一天，维经斯基拿着李大钊的介绍信走进了老渔阳里2号（今南昌路100弄2号）。
老渔阳里2号（今南昌路100弄2号）是中国共产党发起组成立地（作者供图）
为了与陈独秀等经常见面商议问题，在俄侨的帮助下，维经斯基租赁了霞飞路（今淮海中路）上的一幢建筑作为寓所。霞飞路一带是俄侨集中的区域。1932年，仿鲁在《清算陈独秀》一文中指出，维经斯基的寓所为霞飞路716号康宁里。根据市委党史研究室曹典先生的考证，康宁里后为淮海中路533弄，又称北铭德里，是一幢1912年建造的砖木二层旧式里弄住宅，1958年被拆，其址今为淮海中路527号锦江国际购物中心。维经斯基步行到陈独秀所住的老渔阳里2号也只需要数分钟。
27岁的维经斯基与41岁的陈独秀一见如故，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情。陈独秀还陪同他到莫里哀路29号（今香山路7号）拜访了孙中山。维经斯基非常尊重陈独秀，在给共产国际的信中对陈独秀赞不绝口，推崇有加，并在陈独秀1920年12月中旬离沪赴穗时，毅然与他同往。而陈独秀也非常欣赏维经斯基的睿智与亲和力。在后来的工作中，当陈独秀与苏俄顾问或共产国际代表发生矛盾时，经常写信向维经斯基求助；而每当此时，维经斯基也总是争取来到中国，帮陈独秀协调关系、化解矛盾。
维经斯基初见陈独秀之时并未立即谈到建党问题，而是提出希望与上海的社会主义者建立起广泛的联系，甚至还有改良主义者胡适及一些无政府主义者，以探讨中国社会的改造问题。维经斯基不切合中国革命实际的想法受到陈独秀坦率地批评。很快他也发现这些无政府主义者并不是革命的同路人，于是欣然接受了陈独秀的意见，终止同各种非马克思主义者的合作，完全依靠陈独秀及其团队在上海开展工作，并正式向陈独秀提出成立工人阶级政党的建议。
有时候，陈独秀也会坐着黄包车从老渔阳里出发，到外白渡桥北侧的熙华德路12号去，同维经斯基商议如何建党，或与在生活报馆工作的年轻革命者杨明斋、袁振英交流信息。陈独秀是东亚书记处中国科的负责人。日本的情报指出，陈和他的中国同志“时常进出报社”。
在陈独秀老渔阳里2号寓所，维经斯基协助陈将停刊的《新青年》复刊，并商议复刊号开辟一个介绍俄国革命的“俄罗斯研究”专栏。杂志内容的变化，引起原来一些编辑成员的不满，胡适便抱怨《新青年》“差不多成了《Soviet Russia》的汉译本”。
据在上海陈独秀寓所老渔阳里参与会见的李达回忆：维经斯基来到上海，访问了《新青年》《星期评论》、共学社等杂志和社团的许多负责人——如陈独秀、戴季陶、李汉俊、沈玄庐，及其他各方面的进步人士，也举行过几次座谈。以后就只有相信马列主义的人和维经斯基交谈了。经过多次交谈，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更加了解苏俄和俄共的情况，得出了一致的结论：走俄国人的路。
南昌路100弄2号的中国共产党发起组成立地（《新青年》编辑部）内景（来源：上观新闻）
就在1920年6月中旬，陈独秀在老渔阳里2号召集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陈公培开会，成立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组织，陈独秀任书记，后世将其称为中国共产党发起组。7月19日，维经斯基在渔阳里主持召开被他称为“最积极的中国同志”会议，支持建立并壮大中国共产党组织。8月，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增加了沈玄庐、陈望道、李达和杨明斋等新成员，正式确定名称为共产党。
维经斯基的翻译杨明斋也通过组织学习会等形式，对提高上海党组织成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做出了贡献。沈雁冰回忆：“陈独秀定居在法租界环龙路渔阳里2号，我们的支部会议地点就在陈独秀家里。支部会议每星期一次，是在晚8时后开始，直到11时以后。我还依稀记得当时参加渔阳里2号支部的党员，有杨明斋、邵力子、陈望道、张国焘，SY（社会主义青年团）书记俞秀松等人，又有共产国际远东局代表维经斯基。讨论事项，大抵是发展党员、发展工人运动、加强党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除了各人自己阅读外，每星期有一次学习会，时间是下午，从2时到5时乃至6时。学习会采取一人讲解，大家讨论的形式。杨明斋刚从苏俄回来，他们临时编的讲义有三种：《马克思主义浅说》《阶级斗争》《帝国主义》，这都是随编随讲，大家记笔记。”
上海市档案馆“城市记忆 时光珍藏”主题常设展所展示的与中共建党相关的档案文献
为了加强与共产国际、俄共（布）中央的联系，向中国介绍苏俄现状，维经斯基出资2000大洋租赁霞飞路新渔阳里6号（今淮海中路567弄6号）。7月2日，在此成立了由杨明斋负责的华俄通讯社，这是中国共产党建立的第一家通讯社，又是俄罗斯通讯社（简称罗斯塔，1925年更名为塔斯社，即今俄塔社前身）北京分社的上海分支机构。其主要任务是通过从俄罗斯通讯社寄来的报刊中搜集信息，提供给中国的31家报刊使用。《新青年》刊载的马列文章也主要来源于此。
8月，为了输送革命干部和青年到苏俄学习，在这幢石库门里又创办了外国语学社，维经斯基全力支持，由杨明斋任校长，俞秀松为助教。俄文由杨明斋和维经斯基夫人库兹涅佐娃讲授，在这个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干部学校里学习的有刘少奇、罗亦农、任弼时、肖劲光、汪寿华、彭述之等。还是在8月，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在新渔阳里6号成立，书记是俞秀松，骨干还有陈望道、袁振英、施存统等。
在上海，维经斯基会经常拜访苏俄两个商业机构的上海办事处，其主要目的是获取共产国际汇来的援助资金。
一是全俄消费合作社中央联社上海办事处。其办公地点设在九江路14号（今江西中路264号）新康大楼。这是苏俄在中国的贸易机构，也是苏俄、共产国际在华的一个中转站和提供秘密经费的单位。该上海办事处代表苏俄政府，向东方革命团体提供经费，也曾为创办《上海俄文生活报》提供资金。
共产国际的活动经费是通过怎样的金融渠道到达维经斯基手中的呢？通常的路径是，莫斯科方面先将款项汇至哈巴罗夫斯克的远东银行总行，再由远东银行总行汇入上海全俄消费合作社中央联社办事处。
1920年8月17日，维经斯基在从上海发给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的一封密电中，特意强调了给他往上海汇款的地址：“我的邮寄报刊（不是汇款）地址是：上海，全俄消费合作社中央联社办事处，格里高里耶夫收；而汇款地址是：上海，全俄消费合作社中央联社办事处，塔拉索夫收。”
新康大楼，八层钢筋混凝土结构，英商新康洋行于1916年建造
维经斯基经常去的另一个地方是苏俄购销联盟（Zakupsbit），它是1916年诞生的西伯利亚第一个消费者合作社性质的联盟，覆盖西伯利亚的很多省区，并在伦敦、巴黎、纽约和上海等地设立了办事处。1919年12月，波塔波夫（Potapov）少将来到上海，身份是购销联盟的代表。上海办事处的经理是马拉索夫（Malasof），副经理为马利诺夫全俄消费合作社中央联社斯基（Malinovsky），这两位也是苏俄政府在上海的代表。上海办事处在博物院路（今虎丘路）21号，处在博物馆路和南苏州路的转角处，该楼于1925年被拆除，1928年在原址上建成由邬达克设计的光陆大楼，底楼为光陆大戏院，地址是虎丘路142号。
邬达克设计的光陆大楼，建筑整体为装饰艺术风格，属时髦风格法式建筑（作者供图）
这两个办事处，地处公共租界闹市的商业区、金融区，从事货币兑换、商品进出比较方便。从这些机构所在地点的选择也可以看出，维经斯基等共产国际人员既考虑到了隐蔽性、安全性，也考虑到了便利性。
毛泽东指出：“中国共产党是在列宁的号召之下组织起来的，是共产国际派人来帮助组织的。”作为共产国际首位来华代表的维经斯基，为帮助中国建立共产党发挥了重要作用。
原标题：《他是共产国际首位来华代表，在上海见证红色火种点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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